【学者新论】唐亚林 使命型政党：新型政党理论分析范式创新与发展之道

作者：唐亚林，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上海市，200433）

来源：《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4期

内容提要：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最宝贵经验。现代西方经典政党理论关于政党只是国家与社会“连接中介”的认知并不准确，不能有效解释中国共产党这种马克思主义政党，而且，现代西方国家的主要政党亦深嵌于国家高层政治之中。要突破政党理论研究的困境，就必须进行政党理论分析范式创新。通过基于政党功能类型的政党性质光谱的重构，从理论假设、理论基础、关系结构、组织原则、角色地位、使命责任、政治形态、发展道路等综合维度，可以将中外现代政党的主要类型分为竞争型政党与使命型政党。新型政党理论分析范式基于政党性质、功能与使命“三位一体”考察，分为基于选票本位观的竞争型政党和基于人民本位观的使命型政党两大范式。推进使命型政党的有效发展之道，在于不断强化党员、党的干部、党的组织和党的中央领导集团这四大支柱，在伟大斗争中锻炼自己，走出一条“良心+良制+良治”的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新路。

关键词：使命型政党  西方经典政党理论   政党性质光谱  政党理论分析范式  伟大斗争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标志着中国近现代发展史上的新型政治主体与领导力量的诞生。毛泽东同志对此曾经做过高度概括：“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仅建立了独立自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格局。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有许多宝贵的经验。毛泽东同志1939年10月4日在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18年的经验时，提出了“三个法宝说”，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同时，毛泽东同志还对“三个法宝”的内在逻辑关系作出说明：“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

后来，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所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宝贵经验之“三大法宝说”又做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这意味着时隔十年之后，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胜利经验与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的总结，又有了新的理论升华，即一方面强调了贯穿其中的“主心骨”是“党的领导”，即由先进性、理论性、纪律性与代表性等特质塑造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另一方面强调了“这三件”宝贵经验是“区别于前人”的，其独特性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所创造的新经验。

然而，这一由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自主创造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作为新兴政治发展主体与国家核心领导力量的独特性角色与作用的新型政党理论范式，其学术价值没有得到充分挖掘，并淹没在西式政党理论的分析框架与知识体系传播的泥淖中，失去了其应有的光芒和力量，值得我们去重新认识并予以系统化建构。

一、基于经验与理论的比较考察：只是作为国家与社会的

“连接中介”的现代政党的论断是否真的成立？

现代西方民主国家主要是指以欧洲和美国为主的国家，即“那些最近几个世纪以来积极参与欧美发展特殊进程的、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处于前列的先进国家，不是指那些受其发展影响而步其后尘的国家”，它们的共同之处，“一是具有普遍的民主程序，如公共职位由竞争选举产生等；二是具有欧洲（或西方）血统的公民在人口总数中占支配地位，或者，如以色列那样，有欧洲文化的渊源。”

现代西方民主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罗伯特·达尔（Robert A.Dahl）与现代西方政党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G.萨托利（G.Sartori），对于政治派别或政党的认知，基本上定位于获胜上台执政的政党得到了“民众的授权”以利于政策的有效执行，并成为“社会和政府之间的核心中介组织”以塑造政治社会这两大认识，这两个认识也获得了西方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即现代政党是国家与社会的“连接中介”。然而，对比经验观察与理论分析，这两个认识真的符合事实吗？

（一）从经验观察对比中看现代政党的地位和作用

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产物。现代西方国家的政党有两种起源：一种是从立法机构内部的派系逐渐演化而来；另一种产生于立法机构外部，由社会运动的团体或社会阶级的利益集团演变而来。后来，二者合流，进入到议会政治或政府过程之中。由立法机构内部派系演化而来的政党类型的代表，主要包括19世纪欧洲的保守党和自由党，属于干部党；由立法机构外部的社会团体与利益集团演化而来的政党类型的代表，主要包括社会党和代表新兴工人阶级和宗教利益的政党，如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意大利（天主教）人民党和爱尔兰民族党，属于群众性政党。

一般认为，现代政党最早脱胎于英国议会的政治派别辉格党（Whigs）和托利党（Tories），而完成现代政治转型并实现有效运转的政党制度形态，却最先形成于19世纪30年代中期的美国。在欧洲国家，这一进程反而迟至19世纪最后20年及20世纪第一个10年才完成。

虽然在建国初期，美国政党的作用受到极大的怀疑和担忧，像美国独立运动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就认为：“党争就是一些公民，不论是全体公民中的多数或少数，团结在一起，被某些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的和集体利益”，进而导致党派之间“无意为公益而合作”，但在现实政治过程中美国的政党实现了从“政治领袖在国内寻求支持的工具”向一种制度的演化，并在选举流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标志是“政党开始发展地方机构，他们的任务是组织投票，支持候选人，并且发动民众参加投票。到1840年代，两个主要政党都已建立复杂的、权力分散的组织形式”。更为关键的是，到20世纪初，美国两党开始在国会两院选出形式上的领袖，并要求立法机构内的本党成员与领袖保持一致，而执政党则要求本党成员支持总统的立法举措。新当选的总统通常都会挑选本党成员出任内阁职务或担任非正式顾问。

因此，从时间维度上看，现代西方国家的政党与政党制度形态的产生，均晚于现代西方民族国家的产生，但从地方到全国层面的政党组织、募集选举经费、进行选举动员、由公民投票参与、由政党组织控制候选人提名与分配政府部门关键职位、制定重要法律和政策、通过年度财政预算等一系列复杂选举运作与政治决策机制的重要综合作用，逐渐让政党政治成为现代西方国家政治的核心，进而让政党在从地方到国家层面的政治格局中扮演中枢角色，并深深地嵌入国家政治生活之中，由此让政党制度成为现代西方政治制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制度维度上看，现代西方国家政党的地位和作用，有一个从被怀疑到逐渐得到认可并卷入现代政治过程的制度化过程，主要由现代西方国家的宪法或者不成文习惯法规定；更为重要的是，从实际运作维度上看，现代西方国家的主要政党与政党制度深嵌于州层级及国家高层政治生活之中。担任议会议员与政府内阁成员的政党成员，一方面需要听命于政党领袖的统一指挥，另一方面通过“议会党团”这一政治形态，以整个党派的方式嵌入现代西方议会政治之中。

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其使命不仅在于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而且在于“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的历史实践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实践亦如此，均是通过先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再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方式，走出了由政党主导现代化发展的新路。

正是从历史、制度与实践的经验观察之复合维度，我们可以从现代西方国家主要政党与无产阶级政党在国家政治与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比较中，得出与西方学术界普遍流行的理论原理与知识体系不同的四个判断：在现代西方国家中，一是所谓“政党只是属于社会范畴，且在国家之外”的判断，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和定位。二是所谓“政党只是国家与社会的连接中介”的判断，同样也是不准确的认识和定位。也就是说，现代政党在现代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体系中已经深深地卷入其政治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中，一是无产阶级政党先创建了无产阶级国家，再创造了社会主义社会。二是无产阶级政党起到了领导国家和社会的关键作用，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领导力量。

（二）从理论分析对比中看现代政党的地位和作用

英文“政党（party）”一词源自拉丁语，来自动词“partire”，其含义是“分开”。在英语词汇中，当“部分（part）”变成“政党（party）”时，既有“分开”之意，又有“参与”“分享”之意。在17世纪之前，“政党”这一词汇并没有以任何重要方式进入政治语汇。也就是说，即使政党如今贵为现代政治运转的中枢型组织，其作为政治词汇进入政治领域充其量也就三四百年。

对政党的性质与功能等的理论分析，现代西方国家政治家与学者们虽然存在不同的认知，可将其看成是“一种有组织的联合体”却是高度一致的。18世纪曾担任过英国下议院辉格党议员的著名保守主义者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认为：“政党是人们联合起来，根据一致认同的某种特定原则，通过共同努力来促进国家利益的一种团体”。在伯克看来，政党是基于共同目的的自愿联合的政治组织，是用来促进国家利益的有效手段。这种关于政党背后的国家利益的诉求，包含着一种政治理想。因此，西方经典政党理论关于政党的定义，可表述为政党是一种有组织的联合体，内蕴着共同的理念、原则和政策，这些理念、原则和政策在政府管理实践中得以体现，“一个支持某些基本原则或政策的有组织的联合体，这个联合体通过合法的途径努力使自己的原则或政策在政府中贯彻执行。”

只是这种将国家利益或者公众利益作为政党追求的主要目标的理论建构或者制度设计，在现代西方各国政治实践中，发生了蜕变，走向了庸俗功能化，即政党变成了“在一个可识别的标签下追逐选票的团体”，其职能表现为“是否为一个或多个贴上标签的候选人追逐选票”，其蜕变主线表现为从政策差异到意识形态差异再到党派利益差异的转化过程：一方面政党性质经历了国家利益统摄下从以政策为中心的政策差异到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差异的转换过程；另一方面政党组织在失去政治理想的情况下，日益蜕化为党派利益超越国家利益格局下的以由选举实现职位分配、由资本调和党派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矛盾为主要诉求的竞争性功能组织。

历史的诡异之处，在于西方国家现代政党的这种功能性蜕变，即政党可能造成国家层面的派系斗争和内部分裂，因党争现象导致党派利益超越国家利益、侵害公民权利和集体利益的情形，恰恰曾经被具有前瞻眼光的政治人物所预见和担忧。像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G.Washington）在第二任总统任期结束时的告别演说中，告诫民众“要以最严肃的态度来反对党派意识的祸害”。可这些美国立国者起先害怕派系斗争，反对政党，最后却变成了最早的政党领袖或者现代政党的创建者（托马斯·杰斐逊组建了美国第一个现代政党——民主共和党（Democratic Republican Party）），原因何在？因为“他们发现组建政党是必要的手段，只有政党才能达成同盟，从而为公众利益服务”，即基于选举政治的需要，通过政党组建同盟军，赢得投票人。

与此相对应的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首先，政党具有阶级属性。政党是阶级的组织，代表着不同阶级或阶层的意志，通过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的方式，最大程度地实现自身发展目标。其次，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利益，实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价值追求，因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最后，马克思主义政党通过组织广大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用崇高的理想、科学的理论和严格的纪律武装自己、指导群众，领导国家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人类解放的伟大使命而奋斗。

综上所述，从中外政治实践以及学术界关于政党性质与功能等方面的理论分析比较来看，所谓现代政党只是作为国家与社会的“连接中介”的说法，既脱离了现代西方国家政治的实际，又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的实际，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都是站不住脚的。

二、基于政党功能类型的政党性质光谱的重构

关于政党性质与功能等问题，由于存在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认知差别，并存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党与社会主义国家政党的类型差别，导致一些学者对政党性质决定政党功能走向的认识不足，忽视基于政党性质与政党功能相互叠加并有机互动的政党类型区分。通过对不同政党功能的分类考察，我们可以为政党性质光谱的重构以及新型政党理论分析范式的创建，奠定理论与实践基础。

（一）基于赢取选票、分配职位的政党功能考察

现代西方国家政治家与学者们往往避而不谈现代政党的性质，只是从政党功能的视角来对政党进行分类。其中，作为现代西方政党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G.萨托利，对政党的认识做了一个从性质到功能的转换分析。首先，他在从宗派到政党演化的历史过程中，发现政党不是宗派。“政党是服务于集体的福祉的，是服务于不仅仅是竞争者个人的福利这一目的的。政党使人民和政府连接起来，而宗派则做不到。政党能增强制度性的能力，宗派则做不到。简而言之，政党是功能性的机构——它们服务于目的并担当角色——而宗派则不是”。其次，萨托利持多元主义的观点，视政党为整体的部分，即政党代表的是部分利益，是表达的渠道。由此，萨托利从理论上做了一个分类，即将政党分为代表部分的政党与代表整体的政党。最后，针对政党是“表达的渠道”这一说法，萨托利提炼出他关于政党的经典功能理论概括：“政党首先且最主要的是表达的手段：它们是工具，是代理机构，通过表达人民的要求而代表他们。”萨托利的这种定义政党方式是对“代表机构”与“表达工具”以及“政党是社会和政府之间的核心中介组织”的功能性理论提炼，成为当今西方政治界与学术界关于政党的最经典理论表达。

在萨托利前后，西方学术界对政党性质与政党功能问题有如下代表性观点：

一是“自愿联合并赢取政权、分配职位说”。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政党“按其最内在的本质是自愿建立的和旨在自由招募的和不得不总是更新的组织……由党的有关利益者组成一个持久的、联合在一位领袖之下或者一个绅士之下的核心，往往拥有很不同的、固定的分支，有着很发达的官僚体制，这个核心负责财政筹资，靠政党捐助者或者间接的有关利益者或者职位荫护的有关利益者的资助，或者由党员交纳党费。它决定党的纲领、行为方式和候选人”。政党“或者是——例如在自从关于宪法的解释不再有大的对立以来的美国——基本上是官职荫护的组织。它们的目标仅仅是通过选举，把它们的领袖送到领导的职位上，以便让他随后把国家的职业分给他的追随者：党的官员机构和竞选机构。”

二是“分配职位、凝聚利益说”。艾伦·韦尔（Alan Ware）视政党“是一种（a）常常试图通过占有政府职位来寻求其在国家中的影响力；（b）通常涵纳不止一种社会利益，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试图‘凝聚不同的社会利益’的组织机构”。而爱泼斯坦（Leon D.Epsbein）更是将政党定义为“在一个可识别的标签下追逐选票的团体”，“判断政党的准则只有一个，就是看它的职能，即是否为一个或多个贴上标签的候选人追逐选票。”

三是“与环境相互作用说”。爱泼斯坦一方面认为政党在投票行为、选举人的代表权等具体事项，以及造就政党的宪法安排等背景条件下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另一方面认为政党与其所依托的环境之间有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即政党是环境的产物，而非环境的主宰。

（二）基于政治理想的政党功能考察

根据政治理想背后的意识形态属性的强烈程度以及政治理想与政党角色、政党纲领、政党路线、政党政策、政党责任等结合程度，可以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西方学者的观点归结为三种代表性观点。

一是“为争夺职位荫护的事业而斗争说”。马克斯·韦伯通过把政党分为群众性政党与世界观政党的方式，视群众性政党为“官职庇护的组织”，视世界观政党为“想服务贯彻有实质内容的、政治的理想”的组织。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政党兼具群众性政党和世界观政党二者的共同特征，“它们有事业的、政治的、由传统继承下来的而且要考虑到传统只能慢慢改变的目标，但是除此之外，还力争职位的庇护，即首先是领导职位，即那些具有政治性质的职位，由它们的领导人去占领。”而且，韦伯还认为，“一切政党斗争不仅是为争取事业的目标的斗争，而且首先是为争取职位荫护的斗争”，“随着竞选斗争技术的日益理性化，所有的政党按其内部的结构，都向着官僚体制的组织过渡”。

二是“基于选举民主的对信众的教义规训说”。奥斯汀·兰尼（Austin Ranney）基于西方国家选举民主的状况，根据政党的意识形态特质及其型塑政党态度和运作的作用的比较考察，将政党分为各执两端的教义规训型政党（Missionary Parties）与当选经纪型政党（Broker Parties），而教义规训型政党的实质在于政党不在乎最大化地获得选票以赢得选举职位，而在乎通过选举活动赢得信众对政党教义的真理性信奉，且不会因为被广泛接受的原因去主动迎合选民，并主动改变教义的内容，而最需要改变的恰恰是选民，因为政党的意识形态是一套综合而明晰的关于构成人与社会的根基的认知与伦理信念体系。当选经纪型政党则处于另一极，其主要目标是尽可能多地推出候选人，并让他们尽可能广泛地代表不同的利益与意识形态。相对于马克思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当选经纪型政党并不拥有成熟定型的意识形态，其成功的标志不在于根据某一特定意识形态而赢得众多项目计划、领导者和支持者，而在于有多少候选人当选。

三是“基于消灭私有制的人类伟大解放说”。在西方，持这一代表性观点的是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政党具有阶级性，政党是特定阶级利益的代表，而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从社会中产生的，为夺取和执掌政权、实现人类伟大解放而成立的政治组织，有着自己鲜明的意识形态、政治理想、基本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策略、使命责任等，有着严密的组织体系和严格的组织纪律。马克思主义政党通过保持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以暴力革命方式夺取政权，“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并通过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最终达到“消灭私有制”、实现人类伟大解放的政治理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列宁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无论是在民主革命中，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权。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用科学理论武装党员的头脑，并结合本国的实际，依据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确定自己的路线、政策和策略。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并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顺利推进的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标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从而让政党的政治理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得到了实现，并累积了向下一阶段奋斗目标迈进的物质性、精神性与制度性动力体系。

（三）基于政党功能类型划分的政党性质光谱的建构

如前所述，在对于现代政党的认识问题上，现代西方国家的理论界与实践界往往模糊政党的阶级属性，只是强调政党的工具性作用，将其视为“国家与社会的连接中介”，起到“代表机构”与“表达工具”的作用。这种认识既忽视了政党所内蕴的包括政治理想在内的价值性作用，又选择性地遗忘了无产阶级政党所拥有的“自我认知、自我塑造、自我期许、自我实现的能动力”这一政党主体性作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党主体性作用，体现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模式上，“就是政党对理论、道路、制度、文化的自我选择、自我塑造、自我建构、自我实现的能动力，也表现为政党领导与参与国家建设的能级与能量，同时体现为政党将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与主体理性相结合的能动力。”

因此，基于对中外现代政党功能类型的划分思考，以及对政党所具有的阶级属性特征分析，同时结合马克思主义政党将政治理想与政党角色、政党纲领、政党路线、政党政策、政党责任等一体化贯通的情况，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政党不仅是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中介组织的功能性机构，而且是带有强烈意识形态属性与社会现实改造属性的主体性机构，并形成了由政党性质与政党功能相互叠加并有机互动的政党性质光谱。

在图1所示的政党性质光谱中，作为政党，最基础性的原点功能是“国家与社会的中介”，光谱往左的功能性（工具性）导向是作为选举性机构的存在，其核心功能在于赢得选票、争夺执政权、分配职位等，而光谱往右的价值性导向是作为政治理想组织的存在，其核心功能在于保持与环境互动的过程中，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进而为实现人类解放的伟大政治理想奠定物质性、精神性与制度性基础。在整个政党性质光谱中，越往左，政党的意识形态属性越弱，政党的价值性与主体性也越弱，而越往右，政党的政治理想属性越强，政党的政治理想与政治角色、政治纲领、政党路线等的结合度也就越强。

图1政党性质光谱图

三、使命型政党：基于性质、功能与使命“三位一体”

的新型政党理论分析范式建构

即使我们建构了基于政党功能类型划分的政党性质光谱，对于政党的类型分析，仍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其根本原因在于三点：一是既有政党理论的贫困，导致了无以有效解释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独特地位和作用；二是对现实政治生活中运作的中国共产党，缺乏多维度的综合考察，尤其是缺乏同一标准下中国共产党与现代西方国家主要政党的对比分析；三是缺乏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宏观历史视角去创新性建构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新型理论分析范式的勇气和眼光。

（一）现代西方国家“竞争型政党”与当代中国“使命型政党”的比较分析

现代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政党与中国共产党相比，不仅在根本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且在理论假设、理论基础、关系结构、组织原则、角色地位、使命责任、政治形态、发展道路等维度上，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其中，现代西方国家政党的主要类型可称为竞争型政党，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主要类型则可称为使命型政党。

第一，从理论假设来看，现代西方国家政党主要是建立在理性人假设基础之上，将个体视为个人权利与利益最大化的主体，政党只是为争夺执政权、分配职位而来，而中国共产党则是建立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性人假设基础之上，通过政党组织的先进性的引领以及广大党员、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实现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与引领。

第二，出于社会分工与规模社会治理的需要，现代西方国家通过委托-代理制契约方式，建立作为委托人的个体将自身的部分权力让渡给由选举产生的代理人组成的共同体管理机构，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统治与管理，相应地党员也是通过委托-代理制契约方式，将部分权力让渡给由选举产生的职业党员组成的政党组织，而政党组织实行松散结盟的组织方式，日常党务的运作实行寡头统治制。因此，现代西方国家的政党与党员的关系是一种政党与充当选民的支持者的关系，奉行的是“选票本位观”。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虽说广大党员与中国共产党组织之间客观上也存在这种委托-代理制关系，但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历史实践中，这种委托-代理制关系已经演化为从人民中产生的党员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国家与政府之间双向有机互动、彼此高度信任、整体团结合力的委托-信心制关系，或者说是一种新型代表-信心制关系，而执政党实行的是以民主集中制为运作原则的紧密科层制。因此，中国共产党与广大党员之间是一种执政党与服务于人民的宗旨信仰者之间的关系，奉行的是“人民本位观”。

第三，在现代西方国家，政党是社会多元体系的一元，只是作为部分利益的代表，发挥连接国家与社会的中介作用，起到代表与表达部分团体与利益集团的意志的作用。上台执政的政党与在野的政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利益与政策之间的制衡关系，政党的使命在于党派利益至上，并为争夺保障党派利益的执政权而斗争，其所建构的政党政治是一种分权导向型竞争-党派政治形态，其所建构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是一种资本主义非均衡化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作为全体人民整体利益的最高代表，在领导国家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通过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有机统一，不仅肩负着代表与表达、整合与分配、服务与引领的“三合一”职责体系，而且肩负着促进人民幸福、国家繁荣、民族复兴、世界和平“四合一”发展目标的历史责任，并为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与人类伟大解放的历史使命而建构合力导向型使命-责任政治形态与社会主义均衡化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表1现代西方国家政党主要类型与当代中国政党主要类型比较（作者自制）

（二）基于性质、功能与使命“三位一体”的“使命型政党”新型政党理论分析范式建构

超越现代西方国家基于“政党是国家与社会的连接中介”的经典功能性理论以及基于选票本位观的“竞争型政党”理论分析范式，需要突破从意识形态教义规训型政党的性质、赢取政权分配职位型政党的功能等源自现代西方国家政党实际的固定思维与认知模式，转而以现代化发展为主线，立足于政党内蕴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与主体理性等多元价值的实际，根据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诞生、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际历程，充分考虑无产阶级政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与发展责任，将政党性质、政党功能、政党主体作用与政党政治理想等有机地统一起来，建构基于性质、功能与使命“三位一体”的新型政党理论分析框架，形成中外基于选票本位观的竞争型政党与基于人民本位观的使命型政党的政党类型分类理论范式。

人类社会在追求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从采集渔猎社会向畜牧农耕社会再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由工业化和城市化推动的各个国家现代化进程，在实际生活中呈现出非均衡化发展模式与均衡化发展模式两条道路的走向。其中，非均衡化发展模式集中体现在基于私有制经济基础与党派利益政治基础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中，且呈现分配两极分化、资本绑架公共利益严重的特征；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建国时间不长，启动现代化进程相对较慢，资源短缺情况严重，面临的内外情势严峻，发展经验不足，虽然主张倡导的是均衡化发展模式，但在实际发展进程中还是不得不先走非均衡化发展再走均衡化发展的道路，也出现了诸如阶层差距、行业差距与地区差距的情况，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五大领域也出现了一些不均衡发展的现象，可由于存在一个始终代表全体人民整体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与引领，使得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在不断纠错纠偏的基础上，让均衡化发展模式在总体上不断得到落实，并不断向更高质量的发展形态迈进。

因此，我们可以在性质、功能与使命“三位一体”基础上，建构一个关于“使命型政党”的新型理论分析范式（见图2）：从与政治理想相结合及实现程度的政党性质上看，“使命型政党”代表的是人民整体利益，奉行的是人民本位观，通过政治理想引领国家发展，与“竞争型政党”代表的是部分人的利益、奉行的是选票本位观、靠公职庇护与分配维持执政地位相对；从与实现国家与社会整体发展程度的政党功能上看，“使命型政党”不仅具有“竞争型政党”的“代表与表达”功能，而且还具有“整合与分配”“服务与引领”的功能，不是作为“国家与社会的连接中介”，而是“国家与社会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从与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程度的政党使命上看，“使命型政党”是在保持与社会环境有机互动的过程中，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与人类解放的伟大使命有机地融入“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相统一的目标体系之中，与“竞争型政党”只是为了满足和保障部分人利益与党派利益、为了赢得执政地位相对。

图2新型政党理论分析范式图

四、“在伟大斗争中锻炼自己”：使命型政党的发展之道

通过对“使命型政党”性质、功能与使命的“三位一体”复合建构，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三点重要判断：一是作为使命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代表与表达、整合与分配、服务与引领的功能性组织，而且是具有自我认知、自我表达、自我学习、自我革新、自我实现等能动性的主体性组织。二是作为使命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是现实利益与长远利益的有机结合体，奉行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本位观。三是作为使命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集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与主体理性于一身，充分展示了作为领导者与引领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内蕴的组织理性、组织使命、组织情感、组织力量等内在特质。这种鲜明的政党组织的主体理性，集中体现在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之上，就是“政党对理论、道路、制度、文化的自我选择、自我塑造、自我建构、自我实现的能动力，也表现为政党领导与参与国家建设的能级与能量，同时体现为政党将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与主体理性相结合的能动力”。

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在“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党经历了许多伟大的斗争。党员、党的干部、党的组织，在这些伟大斗争中，锻炼了自己。”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打铁必须自身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推进使命型政党的有效发展之道，在于不断强化党员、党的干部、党的组织和党的中央领导集团这四大支柱，在伟大斗争中锻炼自己，在伟大工程中证明自己，在伟大事业中发展自己，在伟大梦想中奉献自己。

截至2021年6月5日，中国共产党拥有党员9514.8万名，拥有基层组织486.4万个。大国大党大发展，是当代中国的最鲜明特征。广大中国共产党党员分布、战斗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各条战线，发挥着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和主体力量作用。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起到了把党员与党组织有机连接、发挥表率、攻坚克难的作用，各级党组织起到了把党员、党的干部统合起来，发挥先进性、组织性、引领性等作用。作为“主心骨”的党中央，更是发挥了“大脑”和“中枢”的作用，其职责和核心作用在于“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党中央的建议主要是管大方向、定大战略的”。

列宁在领导布尔什维克建立苏维埃国家政权的过程中，高度重视建立“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的重要性，提出要建立一支马克思主义政治家集团统率的“一个真正集中的、真正能进行指导的中心”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最关紧要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这样保持五十年，六十年，社会主义中国将是不可战胜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好我们这样的大党，领导好我们这样的大国，中央委员会成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至关重要，必须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历史眼光、强化理论思维、增强大局观念、丰富知识素养、坚持问题导向”，“要把我们党建设好，必须抓住‘关键少数’”。

在推进“使命型政党”建设的过程中，党员、党的干部、党的组织和党的中央领导集团构成了“使命型政党”的四大支柱。其中，党员是根本力量体系，党的干部是主干力量体系，党的组织是关键力量体系，党的中央领导集团是智慧力量体系的代表，这四者一体化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全过程。基于西方政党理论分析框架和知识体系的研究，既忽视基于“支部建在连上”的党的组织的主体理性力量与先锋队性质与作用，又忽视基于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智慧的党的中央领导集团的智慧大脑型力量和作用，更忽视基于使命感责任感的最高层执政团队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家集团的集体领导和坚强引领作用。因此，建构使命型政党的新型政党理论分析范式以及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建设，有助于当代中国走出一条完全不同于现代西方国家的、以“良心+良制+良治”为复合目标的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新路，开创人类社会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实践与制度基础。(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