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十五五’规划指导思想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要求”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本次会议是上海市理论社科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列研讨会之一，由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与复旦大学主办，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基地、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联合承办。今刊发部分专家发言，以飨读者。
以科学规划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
丁晓钦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取得质变，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出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得到培育和发展，持续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不断取得突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得到扎实推进……这些成就的取得充分体现了我国五年规划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在“十四五”即将圆满收官、“十五五”即将良好开局的关键时期，我们应该以正确的方法和原则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作出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只有这样，才能擘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新篇章。
以造福人民为根本价值取向
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然要求，也是对历史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坚持人民至上”作为必须遵循的一个原则。之后，“十五五”规划建议对这一原则做了进一步的拓展，指出要“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将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更多放在了惠民生上，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正是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集中体现。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只有坚持人民至上，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嘱，经济车轮才能驰而不息地推动民生温度，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才有真正托举万民的承载力与生机。
以系统思维指引发展规划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是一个动态过程，每个阶段都有着特定的任务和目标。党和国家始终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制定相应的战略规划。
发挥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以确定性应对不确定性。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重点研究了“十五五”规划建议问题，对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具有重要意义。面对接续奋斗的关键时期，“十五五”规划建议将“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战略任务进行专章部署，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提出了更为迫切的需求。只有创新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才能把科技命脉和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统筹发展和安全，稳住安全底线。对于“十五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再度强调“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要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我们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方能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以科学理念制定发展规划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已经成功编制实施了十四个五年规划（计划），取得了丰富经验和伟大成就，我国也在持续完善规划编制工作，不断提高其科学性和民主性。
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十五五”规划建议的起草工作深入开展了调查研究，广泛征求了各方意见，进一步凝聚起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推动规划编制顺应人民意愿、符合人民所思所盼。“十五五”规划建议不仅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南，其起草制定过程更是发扬党内民主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又一次生动实践。
坚持因地制宜和分类指导相统一。我国历史底蕴深厚，地域辽阔，各地区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差异显著。加快夯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基，需要充分地将禀赋差异转化为发展优势，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相统一。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是党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方法论。我们要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确保上下贯通、执行有力。
以真抓实干落实发展规划
科学制定“十五五”的各项规划，推动“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落实是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抓落实摆在突出位置，制定具体方案，明确责任分工，防止任务落空，坚决克服‘规划规划、墙上挂挂’，‘规划是一套、做起来是另一套’的现象”。
强化问题导向，着力问题攻坚，破除落实堵点。“十五五”规划建议的起草是立足于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基本定位进行系统谋划，这决定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定是着眼于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发展必然是跟着问题走、奔着问题去，精准施策、靶向发力。
细化任务目标，制定具体方案。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学设定发展目标，对制定和实施好五年规划至关重要。”“十五五”规划建议将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体现在全方面各领域，同时明确，各主要目标是定性要求，必要的定量要求和一些具体工作部署则留给制定规划《纲要》时研究确定。以此来更好发挥“十五五”规划建议的宏观指导作用。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承前启后的关键五年，我们更要坚持以科学的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这一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来续写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讲席教授、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执行院长、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蓄育产业“内生性”发展能力
张晖明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在这里，“产业”是经济运行的本体，“产业体系”反映了国民经济中的多部门产业具有合理的分工协同关系，从而发挥产业经济整体性的规模能力和动态成长能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则是强调产业体系在拥有整体规模能力和动态成长能力的基础上，蓄育形成产业的“内生性”发展能力。这包括：具有自立自主的技术研发能力所驱动的产业升级能力，适应市场扩大、产出增长的资本积累能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保持技术进步、产品迭代的市场优势地位，善于驾驭新技术潮流、捕捉新产业机会，具有产业发展的可持续能力。
“实体经济”是根基
“产业”是“实体经济”的载体或本体存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四梁八柱”，发挥着框架结构的支撑和托举作用。任何经济体的建构构造，“实体经济”是根基。现如今，中国实体经济中的制造业产出能力占了全球总量的32%以上。这样的产业经济基础性能力，是既往发展的成就积累，也是实现新的发展目标的“底气”所在。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宏伟目标的新征程上，正是这样的经济实力和基础，进一步引领我国在新的发展阶段，着力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国经济而言，要保持国民经济结构的独立稳定，必须重视实体经济的作用，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而言，更是如此。正因如此，“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必须“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实体经济是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盘”。这是因为，一方面，制造业为科技成果的广泛应用提供丰富场景，是充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舞台；另一方面，制造业经济活动所使用的装备和工具手段、制造业生产的产品所使用的原料材料、制造业生产的产品面对泛在的消费者群体的检验评价带来的反馈信息等，这些都会汇聚起来，对科技研发提出新的课题，由此形成产业创新与科技创新之间的良性互动。
畅通国民经济大循环
产业经济运行是国民经济循环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财富创造、推动经济增长发展进程的重要内容。围绕着产业经济活动展开的国民经济循环，必然伴随着市场规模的成长。在这里，市场的开放性、公平性就显得十分重要，这也是建设统一大市场的题中之意。从一定意义上说，统一大市场是现代化产业体系运行的土壤和温床，也是产业“内生性”发展能力建设的重要影响因素。统一大市场中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包含了科技自立自强的基本意蕴。正因如此，继续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建设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成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相关联的重要内容。这对于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这一中国式现代化“战略依托”的作用，对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要充分认识到畅通国民经济大循环的重要性，围绕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释放新需求、引领新供给，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效率不断提高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充分体现出“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新发展理念的要求。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产业的空间布局和结构安排方面，与区域经济和城乡融合发展有着紧密联系。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区域发展工作体系，形成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包括京津冀一体化、长三角一体化和大湾区一体化；区域重大战略，包括建设雄安新区疏解非首都功能，长江经济带发展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主题功能区战略，划分不同主体功能，形成明确的特定区域开发性质分类；新型城镇化战略，推动城镇化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这几个战略实施的叠加效应，也已经成为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上海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就要在“五个中心”建设上进一步全面发力，以自身的区位条件，聚合累积的金融、科技、信息和人才资源优势，为我国产业“内生性”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
（作者为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教授）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陈强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是基于加速演进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及迅速变化的国内外形势提出的重大战略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国家综合科技实力逐步增强，在全球科技创新版图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首次跻身全球前十，位列36个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之首，2013年以来累计上升25位。以创新为动力，国家经济实力明显提升，2024年国内生产总值达134.9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比重从2013年的12.3%升至17.5%左右，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
在新形势下，无论是技术自身的演进逻辑，还是技术与市场的互动规律，都在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速度明显加快，周期迅速缩短，界面愈加丰富，路径持续变迁。对于这些新趋势和新规律，需要不断加深认识和理解，着力提升治理嵌入的有效性和效率，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
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近年来，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所呈现出的体系化、生态化特征越来越显著，高能级创新要素向少数国家和地区、机构及企业集聚的“极化”趋势逐步增强。需要综合研判教育、科技、人才等领域体制机制改革中存在的裉节问题，系统谋划破解之道，加强政策协同和机制联动，持续推动知识生产方式、科学研究范式和人才培养模式的迭代升级，探索创新要素向特定领域快速汇集的有效模式和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增强源头供给能力，不断催生策源性成果，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坚实的科技保障。
着力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的整体效能
科技成果的高效转化应用是链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纽带和桥梁，需要综合考虑该过程的时间、成本、质量和效益问题。相关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的科技成果供给能力明显提升，但仍存在成果转化收益和转化效率偏低的问题。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能应多措并举，系统施策。首先要因地制宜，推动科技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同时，强化概念验证、中试验证等功能性平台建设，集聚人才、技术、管理、数据、场景等要素，推动形成科技成果转化的体系化服务能力；其次要加强职业化机构和专业化队伍建设，畅通信息交互渠道，改善科技成果供给与企业需求的互动界面。最后，要加快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高校院所考核评价机制以及科技领域勤勉尽责容错机制等方面的改革，将科技成果转化的诸多政策利好落到实处。
营造具有竞争力的创新生态
创新生态是孕育科技创新成果、激发产业创新效应的“温床”。世界主要国家纷纷采取各种举措，积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营造开放、包容、进取的社会氛围，提升创新生态的竞争力。面对日趋激烈的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一方面要加快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创新创业的条件和能力建设，另一方面也要加强面向全社会的科学技术普及，弘扬科学家精神，涵养有利于社会创新的价值理念、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并且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多应用于现实社会场景中，增进民生福祉，使得创新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得到社会认同。
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其实就是一个从“想得出”到“做得到”，再到“卖得掉”的过程，涉及国家创新体系效能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韧性增强以及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关键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各地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因地制宜，探索适合自身发展定位和条件基础的模式和路径。
（作者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市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
吴海江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战略任务，并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确立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这不仅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教育、科技与人才三者内在联系的深刻洞察，更为未来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从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看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战略意义
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既是应对国际竞争的战略需要，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上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汤浅光朝对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现象进行了量化分析和研究，提出16世纪中叶以来相继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的国家依次是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科学史上被称为“汤浅现象”的这一现象说明：文化的兴盛、社会的变革、经济的快速增长、科学家的集体流动，都是导致科学中心发生转移的因素。科学的兴旺和教育的发达、人才的聚集总是一致的；这些国家几乎都是当时的世界科学中心、教育中心和人才中心。对于国际竞争力，我们通常可以做以下递归分析：国家间的竞争-综合国力竞争-经济竞争-科技竞争-人才竞争-教育竞争。党的二十大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这是对历史上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一个规律性的判断。“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在“十五五”时期要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而其形成的标志就是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三个中心”建设对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从“钱学森之问”看制约和影响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关键因素
2005年，钱学森在谈及中国的教育和科技发展时指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科技创新人才？这便是“钱学森之问”。
应该说，经过20年的发展，我国创新人才培养有了长足的进步，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5年报告显示，在全球创新指数（G II）方面，中国排名已跃居第10位。然而，我国“十五五”时期以及更长时期的发展目标对加快科技创新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就外部发展环境而言，“在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前，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走出适合国情的创新路子，特别是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就内部发展环境来说，“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我国目前世界级创新人才缺乏、科学原创力不足问题，归根到底是体制机制、学术生态和文化环境问题，亟待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
切实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评价导向，深化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收入分配改革，畅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人才交流通道，激发创新创造动力活力。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建立高技术人才移民制度，引育世界优秀人才”。无论是人才自主培养，还是引育世界优秀人才，都需要一个好的制度环境、文化环境，需要一个好的学术生态。全会再次重申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具有重大意义，关键在于落地。
一是建立分类评价体系，科学、技术、工程需分类施策。从本质上讲，科学、技术和工程三者是不同类型的创造性活动，有着不同的发展规律，体现着不同的价值，需要不同的评价标准和支持政策。二是树立科学的人才观，不能只重“才”而轻“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在学生成长的“土壤”上，从家庭到学校的教育体系，不能太过于追求培养“才”而忽略了先培养有自主兴趣、形成独立思考的“人”。三是完善创新生态，比如相对于应用研究，基础研究是兴趣导向，需要研究者带着纯粹的好奇心探索，因此要创造条件使基础研究有更多的自由探索空间，真正筑牢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作者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