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5年10月20日至23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为未来五年中国发展擘画蓝图。为深入贯彻学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别推出“圆桌笔谈”专栏，陆续编发研究团队专家老师学习体会，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学术力量。
五年规划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擘画了中国未来五年的发展战略与实施路径。自新中国成立之初学习借鉴苏联经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五年规划已历经七十载，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国家建设、实现民族复兴的独特治理方式和鲜明政治标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深入总结编制与实施五年规划的实践经验，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一、五年规划是社会主义事业接续奋斗的制度化体现
社会主义事业是一场接力赛，必须依靠持续不断的制度化推进。五年规划以固定的时间周期和规范的制定程序，将长远愿景分解为可执行、可评估的阶段性任务，实现了国家发展的战略稳定和过程可控。首先，五年规划推动了长远目标和近期规划的有机衔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带领中国人民持续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每个五年规划既是对前一阶段的延续与发展，同时又是为后续发展奠定基础。诸如“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等宏观愿景，通过逐次分解为五年规划，便转化成为具体可行、能够被衡量和评估的阶段性任务，形成大目标引领小步骤、小步骤支撑大目标的推进机制，使国家发展既能保持战略定力，又能因时应势灵活调整具体方案。其次，五年规划实现了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的有机结合。每一次制定五年规划前，党和国家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并组织多轮审议和修改，从而有效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这一过程确保五年规划能够准确反映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成为一段时期内全社会共同遵循的行动纲领。规划一旦被制定实施，便具有高度的政策连续性和执行力，不因个别因素或短期干扰而轻易改变。这种“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政治决心和政治优势，与某些西方国家因政党轮替而导致的政策反复无常、短期行为盛行形成鲜明对比。最后，五年规划体现了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的辩证统一。五年规划始终坚持从国家发展的长远目标和战略全局出发，每个规划期都设立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和指标体系，如经济增长、民生改善、科技进步等，以此引领资源配置和政策制定。同时，规划将各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与突出问题作为立足点，在此基础上明确需要集中力量攻克的核心任务。例如，“十三五”规划聚焦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十四五”规划则着力应对新发展阶段的新挑战，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这种以现实矛盾为牵引、以关键问题为抓手的设计思路，促使每一个五年周期都成为破解发展难题、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阶段，从而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
二、五年规划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生动实践
五年规划不仅仅是政策体系，更是中国共产党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谋划发展、引领实践的深刻体现，贯穿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首先，五年规划自觉运用了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方法。五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始终紧扣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主线，同步推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调整完善。从建国初期侧重于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到改革开放后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再到新时代强调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五年规划内容的演变，深刻体现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深刻把握和自觉运用。其次，五年规划生动诠释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五年规划的编制首先建立在对世情、国情和党情的科学研判基础上，是对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自觉遵循。与此同时，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强调积极主动的实践导向，通过设定科学而可行的目标，广泛动员和组织全社会资源，激发十四亿人民的创造力，引导经济社会发展朝向预定目标迈进，彰显在认识规律基础上自觉能动的实践品格。最后，五年规划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五年规划始终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规划目标从解决温饱、实现小康，逐步转向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均是致力于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规划制定过程日益开放透明，强调公众参与，注重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规划实施成效坚持以人民是否得到实惠、生活是否得到改善为评判标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在当代中国的实践形态。
三、五年规划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依托有效的平台和机制来整合资源、协调行动、评估成效。五年规划作为引导发展方向、配置公共资源、协调政策行动的重要载体，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系统化、制度化的实施平台。首先，五年规划构建了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良性互动的治理格局。党中央通过规划进行战略布局，确定发展的总体思路、主要目标与重点任务，体现了“全国一盘棋”的宏观统筹能力。各部门、各地方在落实过程中，则需将国家战略与本地实际、部门职责相结合，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与细化。这一过程既能确保中央权威和统一部署，又为地方和基层留出了制度创新、政策试验的合理空间，有效激发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方面的积极性，形成了集中统一又充满活力的治理秩序。其次，五年规划强化了系统谋划与重点突破相统一的治理策略。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问题具有高度复杂性和内在关联性。五年规划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注重其内在联系与整体效能，体现了系统思维和全局观念。在具体执行规划的过程中并非平均用力，而是依据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明确若干具有全局性、牵引性的重大工程、改革举措和重要政策，作为以重点带动全局的突破口。这种治理策略有助于确保国家发展既得到整体推进又不失重点，以关键领域的突破带动整体发展水平的跃升。这种统揽全局、聚焦关键的策略，确保了国家发展既全面推进又重点突出，在平衡中持续进步。最后，五年规划形成了目标管理与动态评估相结合的治理机制。五年规划通过设定清晰、可量化、有时限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并将其分解落实到不同地区和部门，明确责任主体与进度要求，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目标管理体系。与此同时，围绕五年规划的执行，我国已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备的监测评估机制。通过对规划任务和项目实施进展进行跟踪监测，得以及时发现实施中的偏差与问题，并据此进行政策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这便促使国家治理更加具备适应能力，从而显著提升了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作者简介
孙健，法学博士，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海外中国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上海市哲社课题多项，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等期刊发表文章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