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学术论坛顺利举办

2025年12月27-28日，第二届马伦研究动态工作坊、第五届伦理学青年学术论坛暨马克思主义跨学科论坛在复旦大学顺利举办。论坛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为主题，由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主办，上海市伦理学会、广东伦理学学会、《复旦马克思主义评论》编辑部协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东南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大学、东北农业大学、浙江万里学院、复旦大学等多家单位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充分交流。与会专家既探讨了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建构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思想资源、理论逻辑、方法路径等宏观层面理论，又探讨了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回应社会公平正义、数智社会治理、人工智能伦理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具体现实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中国伦理学会会长孙春晨为论坛致辞。孙春晨老师指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以实践为基础、以人民为中心，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追求，既深刻地接受道德发展的历史规律，同时又为我们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回应当代现实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建构我们中国的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求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立场的基础上，以更加宏伟的视野，聚焦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涌现出的重大的现实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上海市伦理学会会长付长珍为论坛致辞。付长珍老师代表上海市伦理学会，欢迎和感谢各位师友的莅临支持。付老师指出，上海市伦理学会始终高度重视助力青年学术成长，积极搭建跨学科交流平台，已成功举办了十三届青年论坛，形成了“面向未来的科技与伦理”等青年学人为主体的学会品牌活动。付老师从标识性概念的视角，阐发了构建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可能路径与方法论意义。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经济学院教授高帆为论坛致辞。高帆院长代表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感谢中国伦理学会、上海市伦理学会、广东伦理学学会等长期给予的关怀、指导与帮助。高帆院长认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具有重要意义，在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背景下，需要立足实践导向、问题导向、发展导向和学科交叉等推进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守正创新。高帆院长介绍了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发展历程和建设成果，指出未来将继续强化马克思主义学科群建设，同时依托《复旦马克思主义评论》等平台推动高质量成果的产出与传播，期望学界同仁继续支持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发展。

论坛报告第一场由《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张蕾主持。

开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中国伦理学会监事长靳凤林作了《数字时代劳资关系的德法共治研究》的报告。靳凤林教授指出，数字资本以数据、算法和平台为核心，数字劳动则表现为被数据化、算法化的新型劳动形态。二者既存在共生共创关系，也因算法剥削、数据垄断等问题形成深层对抗，引发劳动异化与社会不平等。对此，需通过德法共治予以规制。例如，在伦理层面引导企业内化数据正义、算法公平；在法律层面加强立法精准性与监管系统性；同时通过优化数字治理、推动数字产业化、促进财富合理分配等途径，构建更加公正可持续的数字经济劳资关系。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杨军作为与谈人，从马克思主义法学视角回应数字劳资关系治理，强调德法共治的必要性。杨军副研究员指出，数字技术重构了社会关系与权力结构，形成“看不见的技术权力”，需通过立法使其可见并进行结构性调整。因此，道德与法律作为上层建筑具有共同起点，应展开协同作用。其中，法律作为刚性约束限制资本权力、道德则以柔性方式教化资方。例如，国家“数据20条”法律条例，就为超越私有制思维、推动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治理，提供了政策依据。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张霄作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现代伦理学的贡献》的报告。张霄教授指出，传统伦理学基于抽象人性假设，试图一劳永逸地确立道德原则。而马克思主义则将人的本质理解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尤其从商品经济中的生产关系出发，揭示道德被物的关系所中介和塑造。这为解决现代性道德困境，提供了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基础，将伦理学的焦点从个体修养转向社会制度变革。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也由此被带入改造世界的实践领域，成为人类进步事业的现实力量。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刘伟兵作为与谈人，提出了三点疑问：在现代生产方式下，由资本塑造的现代伦理具有虚假性，其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应如何定位；伦理学是否必然具有阶级性，人类解放的道德是否必须通过阶级斗争实现；强调伦理学对生产关系的依赖性是否会削弱其作为人文学科的独立性。作为回应，张霄教授指出，资本具有双重性，其积极面是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消极面是私有制对合作体系的限制，社会主义应发展公有或集体形式以发扬其积极面，因此在阶级社会中，道德本质上是维护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不存在超阶级的普遍道德。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庞俊来作了《当代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哲学基础》的报告。庞俊来教授提出，当代中国伦理学应以“正义、仁爱、自由”为核心价值理念。其中，正义是社会主义首要价值、仁爱承继中华文明、自由体现现代主体性。发言从价值哲学、历史哲学、实践哲学与文明哲学四个层面展开论证：历史维度上以“小、中、大”历史梳理其时代合理性；实践维度强调构建让“老百姓明白、世界听得懂”的中国话语体系，融通规范、元理论与应用伦理学；文明维度则主张以中华伦理文化回应技术时代困境，通过“第二个结合”推动一种面向未来、超越“人对物依赖”的新伦理文明范式，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价值指引。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研究员卢俊豪围绕价值、历史与实践三个维度阐述了以下几点思考：第一，庞俊来教授所倡导的核心价值，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获得有效论证；第二，如何协调“大历史”叙事与具体历史事实之间的内在张力；第三，如何推动世界对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及其伦理概念形成理解与认同。庞俊来教授在回应中强调，现代价值的觉醒已从文艺复兴的个体层面进入当今人类整体层面，中国倡导的价值观具有全球意义；中华文化的魅力在于其“气象”与“美感”，这是一种超越纯粹理性论证的、在具体实践中把握“恰到好处”的智慧；在跨文化传播中，应从家庭、伦理等人类共通的生活结构与情感经验出发，建立理解的基础，而非简单套用西方哲学话语范式。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强作了《传承、创新与转化：中国现代伦理话语体系的建构》的报告。王强教授以知识考古学方法为例，探讨了中国现代伦理话语体系的历史建构。他指出，五四运动后，传统“天下”伦理观面临解体。在救亡图存背景下，现代伦理话语的核心并非接纳西方个人主义，而是建构了“爱国主义”这一“大德”，将解放的个人融入民族国家有机体。不同于西方所采用的“市民社会”原则来组织社会，中国通过马克思主义革命与公有制，形成了政党、国家、社会的三元体制作为伦理组织原则，即在“私德”层面，则通过“两个结合”，将传统心性资源与“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相统一，安顿现代个体精神。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赵宁作为与谈人，肯定王强教授的报告对中国现代伦理话语之建构脉络的系统梳理。尤其赞赏其将“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植入近代历史逻辑，并借助黑格尔国家伦理概念，论证了爱国主义作为新“大德”的伦理本体地位。同时，赵宁老师也提出两点疑问：其一，报告强调“大传统”与“小传统”互动，但内容仍集中于精英文本，对民众生活层面的“小传统”挖掘不足；其二，将当代“私德”归结为“党性心学”虽具创新性，但如何更细腻地统一政党伦理与个人心性修养、关照个体情感与超越性精神需求，仍需进一步阐释。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李凌报告了《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人工智能伦理》。李凌副研究员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审视人工智能伦理，认为主流研究将其视为独立“道德行动者”存在误区。他的核心论点是，人工智能并非中性技术或抽象的“一般智力”，而是资本逻辑下劳动过程重构的技术形式，是“资本最合适形态”。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段”中对自动化机器体系的预测揭示了其本质。因此，人工智能伦理研究应跳出抽象原则，聚焦技术背后具体的社会权力关系与生产关系，关注资本如何通过算法与数据重组劳动以实现控制与增值。发言进一步比较了中、美、欧的人工智能治理模式，指出中国“敏捷治理”等特点，并探讨了通过公有制、公益组织等路径实现技术民主化治理的复杂性与挑战。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郭军炜作为与谈人指出，在资本主导下，人工智能非但不必然推动社会进步，反而可能强化对劳动的剥削与控制。郭军炜老师认为，技术并非中立，其设计与应用已嵌入资本增值逻辑，因此研究应超越“技术是否中性”的抽象争论，聚焦于技术在社会结构中被塑造的过程及其对权力关系的具体影响。

第一场报告结束后，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付长珍作半场小结。付长珍教授将第一场报告概括为三重逻辑：实践逻辑（靳凤林老师与李凌老师聚焦数字时代劳资关系与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历史逻辑（张霄老师与王强老师探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贡献与中国现代伦理话语的历史建构）、理论逻辑（庞俊来老师阐述当代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哲学基础）。付长珍教授指出，为更好地回应智能化与全球化时代的伦理挑战，应以重释实践智慧为理论基石，探索面向生活世界与人类未来的伦理学知识体系。

论坛报告第二场由《道德与文明》编辑部贾谋主持。

报告一中，东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武卉昕报告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苏俄范式：逻辑与理论》。武卉昕教授系统阐述了苏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建构范式，指出其具有完整性、实践性、连续性与原创性。同时分析了该范式最终衰落的内因，例如，在历史观上颠倒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研究者自身立场动摇，放弃马克思主义方法，以及未能将马克思主义伦理与俄罗斯本土传统伦理的有机结合等，导致后期陷入抽象人道主义与教条主义。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魏旭作为与谈人，首先肯定了该研究在资料、脉络梳理上的价值，并引申出三个关键问题：第一，一个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完成的标志或指标是什么，可否从苏联经验中借鉴；第二，为何苏联伦理学在长期重视价值理论的情况下，仍出现价值根基不牢固的问题；第三，应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苏联化”建构与当前“中国化”建构的本质区别，中国体系是否更具完善性。这些提问将讨论引向对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标准与路径的深层思考。

报告二中，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黄学胜报告了《论作为世界观变革的历史科学及其伦理学筹划》。黄学胜教授从启蒙与自然科学背景出发，阐释马克思“历史科学”作为其思想唯一合法标识的深刻内涵。报告指出，马克思在继承又超越启蒙机械世界观的基础上，通过“历史科学”实现了世界观变革，将人类社会历史理解为“自然的历史”与“历史的自然”之统一。这种辩证决定论的新世界观，统一了科学性与价值性、规律性与目的性，既为道德批判与伦理理想留下了空间，又避免了抽象的规范理论建构。未来伦理共同体的可能性，正蕴含于这一揭示历史规律与人类解放必然性的“历史科学”之中。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陈俊昆作为与谈人，肯定了报告对“马克思思想中规范性维度”这一经典问题的原创性探讨。报告独辟蹊径地从“世界观”视角切入，通过辨析“历史科学”对启蒙“机械世界观”的超越，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伦理筹划的独特基础。该研究有效回应了理解马克思思想的两难困境：既需面对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性”的强调，又必须解释其理论何以能引向革命的规范行动。

报告三中，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吴红涛报告了《马克思哲学视域中的身体伦理及其逻辑进路》。吴红涛教授从身体哲学视角切入，探讨马克思思想中被长期忽视的“身体伦理”维度。发言系统重构了马克思身体伦理的四重逻辑：自然身体、社会身体、异化身体，以及解放身体。吴红涛教授指出，马克思通过对感性活动的强调，将身体确立为历史与实践的起点，揭示了资本如何突破“身体界限”进行压榨。最终，共产主义的人类解放可被理解为一种深刻的“身体解放政治学”。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马灿林作为与谈人，在高度肯定该研究的开创性价值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深层问题：其一，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自然身体”与“社会身体”究竟是何关系，重心何在？这关乎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关系的理解。其二，将马克思学说重构为“身体解放”理论，如何回应阿伦特、施特劳斯等人的批评，及其是否可能沦为一种倡导“吃喝享乐”的庸俗唯物主义？这两个问题将讨论引向马克思身体伦理的哲学根基与理论边界。

报告四中，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教授温旭报告了《从虚假需求到额外压抑：数字资本主义的伦理批判》。温旭副教授以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理论为框架，批判数字资本主义的操控机制。其核心论点是：数字技术已从工具异化为意识形态载体，通过“内置渗透”而非外部灌输，将技术理性塑造为统治合法性，并具体表现为三重异化：构建虚假数字需求、施加额外数字压抑，以及将数字劳动全面纳入资本增值闭环。发言指出，“斩杀线”等现象恰揭示了这种“自由选择”幻象下资本逻辑的冰冷本质。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秀作为与谈人，肯定了研究的批判性与前沿性，并基于个体体验提出三个深层问题：第一，在数字技术创造新协作与共享文化的“进步性”面前，个体如何可能及如何摆脱“单向度数字人”的困境？第二，当技术带来的愉悦感真实可感时，如何有效区分“真实数字需求”与“虚假数字需求”？第三，在算法不断优化的背景下，如何辩证看待技术理性的演进，并识别哪些是技术辅助发现的真实需求，哪些是诱导操控？这些提问将批判从理论层面推向更具实践意义的个体应对与技术治理维度。

报告五中，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魏旭报告了《物的占有与资本主义贫困悖论》。魏旭老师提出，这一“贫困悖论”的症结并非物质绝对稀缺，而在于所有权的“独占”逻辑，即将对物的占有异化为排他性的个人权利。这使得财富集中于少数人，而多数人的需要无法通过实际占有和使用价值得到满足。魏旭老师认为，破解之道在于回归“物为人所用”的视角，区分所有权意义上的“独占”与满足需要的“实际占有”，并强调使用价值与共享的可能性。由此，他将中国的“共同富裕”阐释为一种立足人的需要、注重实际占有和使用价值的新型正义观，为在现代社会条件下超越贫困悖论提供了理论线索。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张润坤作为与谈人，认为这一研究成功贯通了马克思的经典理论与当代“共同富裕”的现实命题。关于“贫困悖论”问题，他提供了两个可供补充思考的维度：一是权力结构，即贫困不仅是物质分配问题，更是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权力下被压迫的“绝对贫困”状态；二是精神贫困，包括工人阶级深陷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以及“流氓无产阶级”的问题。

第二场报告结束后，由中山大学哲学系副研究员卢俊豪作半场小结。他指出，本场讨论体现了鲜明的问题导向与跨视角对话特征，学者们致力于从经典理论资源出发，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占有形式、劳动形态、身体经验等新议题进行批判性审视与建设性探索。此外，讨论还延伸至身体伦理学的研究路径。针对“是否必须依托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的疑问，研究者澄清其目的并非“非马不可”，而是马克思对劳动规训、机器与身体关系等问题的分析，为理解当代技术化、资本化的身体经验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理论起点，有助于构建回应现实困境的身体伦理思考。

本次会议从150余篇征稿中评选出8篇优秀稿件，并于12月28日上午举办由入选论文作者参与的青年论坛。阶段一由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刘伟兵主持。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秀报告的题目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代谢裂缝”的新形态及其生成机制分析》。她指出，数据作为原始积累形式、平台作为垄断加速器、算法作为隐形规范权力，通过认知麻醉、价值降格、制度脱钩的伦理失序逻辑，持续再生产代谢断裂。面对数字资本主义代谢裂缝的新形态，只有数字社会主义的伦理变革，具言之，“共享伦理”下的数据社会化与算法公共品化，从“产消者”到“数字公民”的主体性升华，等等，才能实现社会与自然的共同福祉和可持续未来。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钟晨宁报告的题目是《当代自主性阐释争论中的“马克思式框架”》。他指出，不同于自由主义学说武断地将马克思置于自主性理念的对立面，事实上，马克思的思想中包含着一种以“经济基础”为面向的自主性分析框架，突破了当代自由主义的两种规范性路径，重新建立起经济领域与伦理领域的互动关系，呈现为当前时代阐释自主性之最具潜力的理论载体。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谢廷玉报告的题目是《张岱年早年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探索——以“人生论”学说为核心》。他指出，“四原则”“六达德”和“六基德”的提出，既依据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进步与道德进步相统一的思想，也是“面向弊病的批判性”和“面向传统的连续性”两种方法论的内在要求，由此，为一种在地化和现实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提供了可能。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代文勃报告的题目是《马克思的伦理学批判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真正开端——基于<资本论>及其手稿》。他指出，“马克思伦理学”与其说是规范的或描述的伦理学毋宁说是伦理学批判。从黑格尔开始，伦理学批判指向的是被遮蔽的事情本身即伦理生活本身，在马克思这里，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共产主义，既是对现代生活之异化的总清算，同时也是对作为这种异化之表达形式的一切伦理学问题的最终答案，简言之，使问题不再成其为问题。

与谈环节中，针对张秀副教授的报告，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讲师刘超认为，数据层面的“代谢断裂”未必是资本主义内在性的危机，且共享何以实现，还需要制度层面的实质性的探讨。针对钟晨宁讲师的报告，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教授温旭建议对经济与规范的互动关系的讨论中突出辩证决定或矛盾运动的方面。他认为，钟晨宁老师的报告与代文勃同学的报告具有内在的关联性。马克思的自主性理论可被看做是“伦理学批判”后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规范性的核心。刘超认为，应重视并引入国家自主性与个人自主性的关系的讨论。针对谢廷玉同学的报告，刘超指出，应反思张岱年学说中的能动性是否是一种具有原则高度的能动性，以回应当代关于道德政治与去道德政治的关系的讨论。针对代文勃同学的报告，温旭建议，结合不同时代的具体的生产方式深化对生产方式决定伦理形态这一历史唯物主义逻辑的理解。刘超提示了伦理学批判与人类学笔记及东方社会思想的内在关系。《道德与文明》编辑贾谋指出，钟晨宁讲师与代文勃同学都涉及伦理学与经济学的关系的问题。一个相近的例子是，休谟对重商主义的批判，并不诉诸正义或同情，而只需论证后者的做法会导致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自我崩溃。事实上，马克思持有的也是这样一种方法。

阶段二由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魏旭主持。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袁航报告的题目是《平台资本主义“正义”叙事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及矫治》。他指出，围绕数字技术影响下的生产方式来解释平台分配中的不正义和围绕数字劳动过程来解释平台生产中的不正义，是运用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两种正义原则对平台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双重维度。明确数字平台的数据产权和建立合理的流量分配机制，是对数字平台进行分配正义矫治的根本实践路径。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郭军炜报告的题目是《从“理性自律”到“证成权利”：莱纳·弗斯特对康德道德哲学的建构主义重构》。他指出，弗斯特引入主体间性的证成视角，重构道德的规范性来源、评判标准与实践动力，使康德道德哲学的普遍性内核在多元社会的复杂情境中得以保存。对弗斯特来说，道德规范的生命力不在于其静态的不可更易，而恰恰在于它能在持续、开放且严谨的辩护实践中，不断重新确立自身的约束力与正当性。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马灿林报告的题目是《马克思的“正义悖论”及其解决方案》。他指出，“正义悖论”的产生源于“事实与价值的二元对立”这一现代性预设。按马克思的辩证法，每一社会发展阶段既有其合理性，同时，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演进，又将逐渐变为不合理的，并为后起的、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所取代。事实与价值、描述性与规范性被统一在一起。正义所引发的矛盾正是在历史中不断获得新的和解。“共同富裕”作为暂时性的分配正义方案的合理性正在于此。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廖文淇报告的题目是《马克思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正当性叙事——兼论公平正义何以言说》。她指出，马克思将规范性批判奠基于对社会存在状态的历史性分析之上，相应地，马克思的正义理论是对正义话语之内在规定的历史性批判。历史唯物主义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正当性批判，强调实现社会总体公正与个体平等的辩证统一。可见，“正当性”概念在诠释马克思批判理论的规范向度及给出马克思式的公平正义言说方面确具有一定的潜力。

与谈环节中，针对袁航副教授的报告，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张润坤认为，平台资本主义的“正义”是一种流动的正义，亦即，平台不断地去建构自己的正义。针对郭军炜讲师的报告，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叶方兴认为，弗斯特的重构并没有走出康德的阴影，比如，被接纳的“为自我立法”的“他者”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他者——具体化的现实的个人，还是另一种形式的抽象化——另外，语言作为价值的边界，带来了局限性。针对马灿林讲师的报告，张润坤认为，正义的实现不只需要生产力的发展，还需要在历史的整体进程中加以考量。针对廖文淇同学的报告，张润坤认为，正当性与其说作为概念毋宁是作为问题出现在马克思的论域当中。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讲师赵君夫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补充了对公平正义的讨论。他指出，主流经济学家即新古典经济学家坚持的阿罗德布鲁模型描述的是高度理想化或乌托邦的市场经济，因而，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的是非历史的正当性论证，相反，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资本主义只是意味着历史的正当性——当扩大再生产的运动趋于停滞、人与人的矛盾集中爆发出来时，这种社会形式就失去了它的正当性。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价值判断尤其是审时度势的能动性就被引入进来了。

闭幕式环节由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助理、副研究员杨军主持。中山大学哲学系副研究员卢俊豪和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李凌分别做总结。卢俊豪指出，“马伦研究动态”工作坊的初心就是推动马克思的方法及马克思的标识性概念于国内外伦理学界得到更多的重视。李凌指出，本次会议，既有“接着说”，也有“面对现实说”，更有“从无到有说”，集结中西马乃至苏俄不同理论资源，容纳哲学、法学、经济学多种学科对话，充分体现了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需求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融汇贯通的学科优势。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落幕。